异烟肼与养狗文明；姚晨与中年女性的困惑

异烟肼与养狗文明

8月8日，一篇题为“遛狗要拴绳，异烟肼倒逼中国养狗文明”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文章作者“紫竹张先生”介绍称，异烟肼是一种抗结核病的药物，对人类有益无害，而对犬类具备非常强的毒杀作用。用异烟肼毒狗的做法近来在全国流行，让很多城市养狗人士不得不在遛狗时拴绳，带来了“倒逼中国养狗文明的进步”的机会。

　　该文很快引爆了爱狗人士和厌狗人士的争论，很多深受不文明养犬行为困扰的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对这种做法表示支持。目前，该文已因用户投诉内容违规下线，但围绕异烟肼是否安全、中国的人狗矛盾、如何提升养狗文明等问题的讨论还在继续。

科普网站果壳网发布的“投下异烟肼之后，毒死的仅仅是狗吗”一文指出，异烟肼作为一种处方药，不能随意购买使用。在公共场合放置药物，除了对流浪狗和不拴绳的狗造成威胁，也可能被拴绳的狗、猫和本已十分稀少的城市野生动物误食。并且，部分人群在服用治疗剂量的异烟肼尚且会产生不良反应，在公共场合投放药物将带来儿童误食的风险，可能造成不可控的恶果。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王月丹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指出，投放给犬只的毒饵异烟肼一旦被儿童或者他人误食，可能会出现过敏、肝损伤、胃肠症状、神经系统损伤等安全风险，如果大量食用则可能会中毒，必须进行抢救。

而在微信公众号“短史记”发布的“历史经验俱在，为何中国的狗患问题却激化到要用异烟肼解决?”一文中，作者杨津涛首先强调了中国狗咬人问题的严重性。他指出，尽管中国近年来死于狂犬病的人数大幅下降(从2007年的3300人降至2017的502人)，但在这个问题上仅仅关注狂犬病发病数是不够的，因为被狗咬伤留下的伤口、残废乃至死亡风险以及心理阴影都不容忽略。尽管没有每年被狗咬伤人数的统计数据，仅在2018年春节期间，北京就接诊“狗咬人”病例3333例。此外，狗屎狗尿在城市中带来的污染也是狗患问题的一部分。

杨津涛认为，狗咬人事件在中国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目前法律中缺少对饲养宠物行为的严格规范，北京、广州、重庆等地近年虽然制定了专门法规，但也未能有效落实，这种情况下，国外的治理经验值得借鉴。以美国为例，主人在公共空间遛狗时必须给狗戴上狗链，烈性狗还要戴口套，一旦发现无人看管的狗在公共空间乱跑，政府有权将其捕获或杀死。在纽约，狗留下的粪便如果主人不及时处理将被处以罚款。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关于保护普通动物的立法，对于遗弃、虐待猫狗的人也难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处理。

杨津涛在文章结尾总结称，由于确实存在严重狗患问题，法律又对养狗人缺少规范，才会出现对为拴绳的狗投喂异烟肼的情况，这实际上是人和狗的“双输”，其责任在某些不文明的养狗人身上，只有参照国外经验，规范养狗人行为，才能实现狗与人的“双赢”。

姚晨与中年女性的困惑

7月底，姚晨在《星空演讲》讲述了“一个中年女演员的尬与惑”，其中关于五年内生育两个孩子对于女性身体和职业机会的影响以及事业与家庭无法兼顾的感悟，引发了很多共鸣。身为知名演员、在二胎孕期只工作了12天的姚晨或许无法代表广大普通中年女性，但也因此更凸显出普通女性在进入中年时所面临的严峻困局。

　　近日，微信公众号“伊姐看电影”发布“姚晨含泪演讲：中国女性为生育到底买了多沉重的单”一文，作者在文中发问：“红极一时手握资源的女明星都因生育而失去部分选择权，何况普通女性呢?”

文章指出，2015年开始开放二胎政策，可新生人口增长不升反降，原因在于，这个时代，女性要为生育买的单实在太过沉重。除了怀孕、生育的风险和艰辛，女性在生产后还要面临职场压力、养育压力。出于用工成本的考虑，职场在招聘时就对女性存在歧视，对于生育后想要重新进入的女性更不友好，她们必须为“严峻又不规范的职场环境对生育女性的冷漠和压榨”买单。

作者提到，在拼尽全力重回职场的生育女性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为高昂的养育成本所迫。而全职妈妈在中国是一份高危职业，她们的付出无法量化，在市场上不可能流通，只能依仗丈夫的良心，一旦遇人不淑就跌入惨境。并且，在东南亚男权文化中，女性在生育后离婚要承受集体潜意识中巨大的心理压力，孩子的成长基本被默认为“妈妈单方面的责任”。中国女性必须为传统文化和集体潜意识的极端苛责买单。

除此之外，幼儿园虐童、拐卖儿童、儿童性侵等恶性事件频繁出现在社会新闻中，生育女性还要承受大环境造成的巨大不安全感。文章最后指出，要扭转适龄女性不愿生育的态度，需要的是可靠的政策福利支撑，包括《婚姻法》对女性权益的保障、职场相关法规对女性的平等对待以及通过陪产假等政策让父亲真正走进家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卖女救子”该被谴责还是被同情

近日，一则四川男子“卖女救子”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位出自农村的父亲有一对不到4岁的双胞胎儿女，儿子上月确诊白血病，因无力负担也无法筹措高额医疗费用，才出现了转让女儿救儿子的戏码。当事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举只是希望引起社会关注，并不是真的要转让女儿，并透露这一举动有网络筹款平台员工为其支招。

　　针对这一事件，公益人士姚遥在“新京报评论”以“个人求助不宜变成无底线卖惨”为题撰文，指出“卖女救子”这一噱头不止“欠妥”，还涉及到自我贬损、歧视女孩、贩卖人口等多个违反现代法律伦理的因素，有损人伦情理。尽管这个噱头确实起到了吸引眼球的作用，使其在某平台上的筹款数额从1万多迅速增长到4万，但如果放纵此类事件不管，未来的互联网个人求助会变成胸口碎大石的街头表演。姚遥也指出，对于缺乏社会资源的当事人而言，以激进的卖惨方式制造奇观吸引关注并激发同情，的确是一种“策略”。问题在于，这种趋势会导致有社交能力表达能力的家庭和敢于拉下脸面比惨的家庭才能在互联网上有效求助，更多的家庭将被排除在外。因此，这一事件中“无底线卖惨”的行为模式不值得肯定。

微信公众号“荔枝锐评”作者舒圣祥则认为，“卖女救子”只是穷人自救的无奈“创新”。在他看来，想要在众筹平台筹到更多钱，不光是“比惨”就可以的，关键还要能够讲个“好故事”。例如两年前一则80后妈妈给生病子女偷鸡腿当儿童节礼物的新闻引发爱心狂潮，但类似的贫困家庭还有很多。在穷人求关注的比赛中，一个“好点子”只能用一次，能否胜出除了偶然因素，只能靠“比惨”形式上的“创新”。文章最后指出，网络慈善当然需要完善，不能一直停留在靠“讲故事”要钱的阶段，但在现状改变前，不妨对这类穷人自救的无奈“创新”宽容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