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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da如今的巨大成功来源于Miuccia Prada 女士。她就像时装界的知识分子，在她的设计中，时装不再只是一件简单的衣服，更有着潜在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性考量。今年，Prada基金会的Torre艺术空间正式开幕，同样展现了Prada女士的卓越非凡的艺术品位。《Harper’s BAZAAR》英国版主编Justine Picardie也来到了这个空间，与这位鲜少接受采访的设计师畅谈，分享她热情言语间洋溢的艺术哲学与政治见解。
《了不起的Prada夫人》
By Justine Picardie
我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夏日清晨来到Prada基金会最近开放的Torre艺术空间，准备在这里和Miuccia Prada女士见面。米兰的天空湛蓝清澈，令洁白的水泥外墙显得更加明亮晃眼，也让这栋出自荷兰建筑家Rem Koolhaas之手的大楼仿佛一座闪闪发光的雕塑，从Prada基金会的建筑群中拔地而起。
6个月前的一个夜晚，我曾有幸来过这里——今年2月，Prada在这栋建筑的4层举办了2018年秋冬系列的发布会。那时这儿还没有完全竣工，几架无人机在头顶盘旋，模特们踩着橡胶雨靴走上T台，身穿荧光色的填充棉材质服装，印花连衣裙外面搭配着工人一样的背心和大衣，还佩戴着“工作证”，整个场景仿佛一个反乌托邦科幻故事。
1913年，她的外祖父Mario Prada在米兰创建了这个品牌，之后成功将其发展为深受意大利精英阶层欢迎的奢侈皮具生产商。外祖父过身后，他的女儿、Miuccia的母亲Luisa接手企业；而在这之后的掌舵人便是Miuccia了（不过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整个时尚行业里，人们都更喜欢称她为“Prada夫人”）但在此之前，她一点都不像个企业家：她成长于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年轻时曾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在米兰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
当我终于要见到她时，我对她更感好奇，甚至还有些害怕。她甚少接受采访，这次也是前后准备了数月。有人说，如果她觉得对话很无聊，就会从办公室里的滑梯偷偷溜走：这个以备不时之需的滑道由她的好友、艺术家Carsten Höller设计，从她的工作室出发，沿着大楼蜿蜒至下到室外的庭院里。
我见到她时，她正端坐在自己的书桌旁，迷人的脸上挂着微笑，深褐色的眼睛里透露着警惕。身穿自己设计的深蓝色及膝半裙套装，她看起来既优雅又难以捉摸。2月份的那场秀上出现的全新Prada logo点缀着她的衣领，但不知为何，作为一个企业的标识，它看上去更像是某种煽动性的符号。
我们的话题从Torre艺术空间开始。即使建造过程复杂而漫长，她对结果相当满意——无论是整体造型、内饰摆设还是室外那段被荒草占领了的废弃铁轨。我猜想，这或许正是Prada夫人的自我展现，对此她几乎下意识地颔首默认：“当然，这一切视角都非常私人化。”
这么说来，通过这栋塔楼和其中的艺术品，我们或许能进一步理解这位设计师的所思所想，虽然她常被认为是个高深莫测的人。总共9层楼的建筑在顶层摆设有两个由Carsten Höller创作的彼此联接的装置：其中之一是叫作《Gantenbein走廊》的漆黑大桶，穿过它可以到达另一件装置，《颠倒的蘑菇屋》。前者毫无方向感，后者则充满有趣的幻视（从天花板上长出巨大的蘑菇丛）。
比利时艺术家Carsten Höller《颠倒的蘑菇屋》（2000）
Holler的装置旁边紧挨着的是John Baldessari的作品《蓝线》：整个空间被细长的蓝色线条分隔，形成两个平面，每一面上各嵌着一副放大的黑白照片，拍摄的是画家霍尔拜因的现实主义作品《坟墓中的基督遗体》。艺术品旁边还安装着一架摄影机，记录着每一位欣赏这幅作品的人，但却被故意设置了60秒的延时，这样人们就能看到自己在死亡面前驻足时的模样。
美国艺术家John Baldessari的作品《蓝线》（1988）
聊起艺术品时的Prada夫人声色才最为栩栩如生。当我告诉她今年2月份在塔楼4层举办的时装秀是多么让我难忘时，她的表情明显兴奋起来：“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层。”在4层的一头摆放着Mona Hatoum的三件作品：《大头钉地毯》，由不锈钢大头钉铺满地面，美丽又致命；《无题轮椅》，椅子的副手像刀刃一样锋利；《长日将近》，由一堆被烧毁的家具组成，仿佛火灾或爆炸之后的遗迹。
巴勒斯坦艺术家Mona Hatoum作品《长日将近》（2017）
Hatoum让日常物件变得令人生畏，而这点在同一层楼另一端的作品中也能看到——Edward Kienholz和Nancy Reddin Kienholz是一对艺术家夫妇，他们的装置作品出自“国民收音机Volksempfangers”系列，这些无线电接收器当年由纳粹德国的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部长Joseph Goebbels下令研发，曾几何时它们传播希特勒的演讲，而如今则播放着深受德国民族主义者推崇的作曲家瓦格纳笔下的音符。
美国艺术家Edward Kienholz与Nancy Reddin Kienholz作品《Notung》（1976）
这两组作品在4层的并置会在人们头脑中引发一连串的问号，而这正反映了Miuccia Prada本人对人类（尤其是女性）向往自由之天性的关注。她说：“制度性的矛盾无不在，艺术家对这一点通常非常敏感，而我们的展览则向人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现在，除了反映外界社会存在的矛盾，你自己所经历的冲突又是什么？’我试着通过艺术寻找答案。”
Prada夫人总是会提到自由这个主题，而她也并不回避承认自己总要面对自由和金钱的两难。一方面，她将Prada基金会视作一个完全独立自治的体系。“我可以用自己的钱来资助基金会，不用向任何人开口，因此我拥有很大程度的自由。我对每一个女孩都是这么说的：‘这辈子你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自己赚钱自己花。’如果你自己不赚钱，又何谈自由？”
然而另一方面，Prada夫人也清楚地知道，这样一个享誉全球、在商业上拥有巨大成功的时装屋不一定能允许她在艺术上的绝对自由。“公司虽然是我的，但也要和很多人配合协作才行，我能感受到这份责任。大家都有各自在乎的地方，你怎么能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无所谓呢？我也有我在乎的东西，我得给上千个为这个企业工作的人发工资。”
不仅是艺术创作和商业利益间的冲突，她也承认自己内心经历着身为一个时装设计师和一个知识分子的挣扎。“我觉得自己的工作不是特别接地气，”她说道，“我喜欢（设计），但我不觉得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用的工作。医生和政治家或许是更高贵的职业……而做时尚就是做时尚，你很难用政治的语境去解读它。我一直都很抵触直白又官方的政治表达。”
时尚圈里的人经常通过强调时装的文化重要性来使自己的观点更加掷地有声。但作为一个在这个行业中举足轻重的设计师，她的此番见解格外令人惊讶。“这是个巨大的矛盾，”她说：“你能想象在上世纪70年代，身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同时又是个服装设计师是什么感觉吗？我热爱我的工作，但问题是，我没有刻意选择一定要做什么或放弃什么。我学习政治，可能会走上不一样的道路，但我也喜欢美。”
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挑衅，似乎是在表达：享受美所来带的愉悦和揭发丑陋的正义之举拥有同样令人震撼的价值。
她接着说道：“我欣赏并尊重我现在的工作，因为你可以尝试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并通过它了解这世界真实的一面。我可以用这份工作赚钱，再用这些钱去支持我关心的事业，支持我的基金会。当我意识到一些展览之所以能办成正是因为我的这份工作，就更感骄傲。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做好一个设计师，要成功，因为只有你成功了，才更会受到尊重。”
聊到这儿，我惊讶于在时尚行业里竟有人可以如此坦诚，因此一时语塞。“我非常努力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真的。”她告诉我。而这份坦诚意味着在她的设计中不存在任何的犬儒或玩世不恭，因此也更让我好奇，是否她的作品会比某些当代艺术家更具价值。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她会质疑Andy Warhol对艺术的定义——“赚钱是艺术，工作是艺术，而一个成功的生意则是最好的艺术。”
“我不这么想，”她说，“说白了，我是个道德主义者，所以我的想法和他不同。但问题是，我自己的人生里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矛盾。我试着在设计中保持政治敏感，使自己的言行符合政治正确，在这份工作上发挥我最好的一切。同时，我也喜欢政治性的艺术，这基本上是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情，而且越来越投入。
“这就是天主教和共产主义对你的影响，”我说。
“我知道，但我深信一个人绝不可以做作，不能伪善……”她停顿了下来，环视了一下自己井然有序、装备简洁的办公室。除了那个滑梯之外，其中摆放的艺术品也是她的避风港。“怎么才能让人相信我呢？”她问。
“重点在于尝试吧，”我回答：“重在过程，这过程之于我是做一本杂志，之于你则是完成一个系列。你不必非要寻到什么结论，过程才是一切……”
“我们这样聊天倒像是朋友一样，”她说。我可以看出Miuccia Prada对她所深切关心的那些艺术家和她爱的人们来说会是个多么棒的朋友。她像个真正的艺术家，但成就她的是其人格中的光辉，而非自负或世俗眼中的成功。
Miuccia Prada肖像摄影/Brigitte Lacombe
采访、文字/Justine Picardie
编译/Yoanna 刘婉瑶
部分图片提供/东方IC
策划 / 芭莎时装组
微信编辑 / Micah IU